共话科学抗疫与国际合作:提高脆弱人群疫苗接种率,探索“数字疫苗证明”路径

新冠大流行之下,多种技术路线的疫苗在全球广泛接种,各种抗病毒治疗药物研发不断,但是病毒的变异速度也在提升,导致全球疫情还在持续并反复。为了构建健康共同体,不仅要用科学的方法,还要进一步促进国际团结合作,合力抗击疫情。

作者: 杨亚茹 来源: 钛媒体 2022-04-24 11:37:26

新冠大流行之下,多种技术路线的疫苗在全球广泛接种,各种抗病毒治疗药物研发不断,但是病毒的变异速度也在提升,导致全球疫情还在持续并反复。为了构建健康共同体,不仅要用科学的方法,还要进一步促进国际团结合作,合力抗击疫情。


4月20日至22日,博鳌亚洲论坛在海南博鳌举行,本次论坛就聚焦了用科学战胜疫情、国际合作与抗疫等议题。目前抗疫中应该关注什么?疫情大环境下的经济复苏方向在哪里?透过新冠疫情大流行总结了什么经验教训?着眼未来,国际社会要为可能出现的新传染病提前做哪些准备?


呼吁加强对脆弱人群的疫苗接种力度


当前,上海正好面临着新一波疫情袭击,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上海华山医院张文宏分享了一线抗击疫情的经验。


他指出,各个国家评判可否走出疫情的重要指标是病死率(CFR,衡量疾病对于患者个人的风险高地)数据,但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CFR指标存在差异,如何计算?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理解。


张文宏强调,在亚太地区,要大力呼吁加强对年纪大、有严重基础病的脆弱人群的疫苗接种力度,这是走出疫情的关键手段。“对于未来,摆脱疫情可能会有很多指标,但是老年人以及有基础疾病的脆弱人群病死率,将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对此,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郑忠伟也认为,推进疫苗的接种过程中,一定要呼吁尽可能做到第三剂疫苗接种,特别是最脆弱的老年人群。


对于疫苗的安全性和高龄人群接种条件,郑忠伟表示,国内新冠病毒疫苗的不良反应时间发生率,比往年常态使用的疫苗还要略低一些:“在国外,使用中国疫苗的最高年龄已经超过106岁,在国内,接种中国新冠疫苗年龄已经达到111岁,这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患有基础性疾病,只要不是在基础疾病的急性发作期,都可以接种疫苗。”


探索“数字疫苗证明”路径,推动旅游业复苏


面对已经持续两年多的新冠大流行,“全球经济复苏如何达成一致”也是本次论坛与会专家关注的重点。


菲律宾总统企业事务顾问康习商表示,“我们的经济深度地依靠于人们的健康状况。我们需要更好地控制感染率,从而更快开放经济。”


博鳌亚洲论坛资委、法国地中海俱乐部总裁德斯坦则强调了跨境旅游恢复对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性。


他表示,疫情之前,旅游业占全球GDP的10%以上,总值达到9万亿美元以上,新冠带来旅行限制将这一数值直接减半,带来的损失达到4.7万亿美元,GDP因此下降了3.7%,还造成了两百万的就业问题。封锁措施加强了很多国家百姓旅行的希望,很多国家放宽限制后,欧美已经出现了报复性旅游。


德斯坦介绍了欧盟在恢复跨境旅游方面的经验:一是接种疫苗,欧盟成人完全接种率超过80%;二是数字疫苗证明,已有33个国家连入这一系统,生成了12亿份“证书”;三是政府积极采取社会和经济措施拯救企业和就业市场,以促进经济增长。


合力抗疫中的“公私合作”


在抗击疫情的国际合作方面,菲律宾总统企业事务顾问康习商重点谈及了国家与企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他说:“我觉得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离开私人经济领域的支持,我们需要去向阿斯利康等公司采购超过3亿剂次疫苗,我们要依靠一系列私人公司的帮助,才能够更好抗击疫情。”


“中国向菲律宾之前也提供很多疫苗。如果没有中国提供疫苗,我们现在应对的状况会更具挑战,因为根本没有保护。”康习商补充道。


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援助也不止于此,2020年,埃及是第一批接受中国国药集团以及科兴集团疫苗的国家之一,而中埃的抗疫合作关系也使得埃及成为了非洲第一个能够提供疫苗生产能力的国家。目前,埃及的疫苗注射率已经达到70%。


郑忠伟表示,推进疫苗国际合作过程中,中国的理念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的疫苗研发成功后,要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在研发过程中,当中国国内疫苗接种率只有6亿剂左右时,已经向国外供应超过3亿剂次,当中国的疫苗接种率达10亿剂次时,已经向国外供应接近5亿剂次。


此外,中国专门成立了疫苗研发专班,疫情之初布局的五条技术路线都已经实现了临床研究全覆盖,现在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已经分别有3款疫苗开展了临床实验。


站在企业的立场,深圳康泰生物总裁苗向表示,“如果能够像中国政府成立专班机制一样,在全球层面能够建立一个研发和生产协调机制,最初像流感一样全球共同监测,预测下一年度可能流行的毒株并进行统一分发,如果这样我认为至少我们在全球联合抗疫上会走出重要的一步。”


疫情带来的挑战


从政府决策角度出发,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乙康表示,新冠疫情为政府做出决策也带来了很多困难,“我们做出的决定其实超越科学本身,我们要考虑卫生,经济和社会的条件,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都是如此。要挽救生命,也要保住民生,很多国家都在做出这一种艰难的平衡。”


新加坡早在2003年抗击SARS时就积累了一系列的经验,包括隔离等措施。王乙康称,最开始要保护卫生系统,关注疫情发展,随时准备调整,要说服民众与病毒或其他风险共存的前提是实现较好的免疫接种覆盖率,同时也要考虑ICU床位,确保医疗系统有足够的能力负担可能出现的重症,要确保整个运转稳定、医院开放、社会经济设施能够运行。


汲取经验教训,应对可能出现的新传染疾病


新冠疫情改写了原有的秩序,疫情的流行也为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提供了修正升级的机会。


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拉吉夫·沙阿表示,“为了做好准备,不管是针对下一个新冠的变异株还是另外一种病毒的疫情,我们必须做出三个承诺,第一是相互信任,第二是相互分享数据,第三是进行合作。”他说道。


哈佛大学全球健康机制教授里菲特阿顿提出了两个机制的建议,一是设立全球筹资机制,要针对全球大流行不防范和卫生系统韧性制定机制,可以进行相互协调的活动;二是要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在防范、应对和复原三方面共同施力,我们的体系不仅要短期予以应对,而且要有复原力,能够应对长期外部威胁。


马耳他副总理兼卫生部长克里斯·费恩认为,制定大流行公约的需求非常迫切,因为一些非洲国家第一针的接种率不到10%,所以需要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以确保公平获取疫苗、药品。“不论是这一次大流行发生之际,还是下一次大流行,都需要这样的国际管理,需要各个国家都接受世卫组织和联合国的权威。”


当前的新冠大流行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全球各界在应对疫情的同时,也要为今后可能出现的新传染病挑战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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