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后,医疗机构如何补短板,医共体如何加速发展?

新冠疫情暴露医卫系统哪些短板?

作者: 医学界智库 来源: 医学界智库 2020-04-03 13:49:25

新冠疫情暴露医卫系统哪些短板?


武汉暴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后,“联防联控”四个字作为疫情防控的指导机制被多次提及。这其中,“联”和“防”成为了战胜疫情的关键。


实际上,“预防为主”始终是我国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方针之一,是实现全民健康的最根本举措。但这次疫情暴露出,各方对“预防为主”的理解不够、重视不足,“重医轻防”普遍存在。


以发热门诊为例,2003年“非典”后,各地按照要求在县级以上医疗机构设置发热门诊。但是因为长时间没有患者,很多医院的发热门诊长期无人值守、形同虚设。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认为,从“联”和“防”出发,这次疫情防控工作给医疗卫生机构的改革带来重要的启发意义。


首先,在预防疾病上,公立医院的科室建设存在偏差,趋利导向明显。“疫情是一个改革的契机,要明确界定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体现在哪里。诸如感染科等具有公共卫生属性的科室,相关部门应该完善补助机制,加大投入。”


其次,这次疫情的联防联控,基层承担了很多基础工作。各地以县为单位,划分为城乡社区网格,进行拉网式排查、随访。城乡社区是卫生健康工作的基础和平台,在抗疫期间,这种基础和平台的作用得到充分体现。


但是,这一基础平台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挑战,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以传染病防控的监测预警为例,“如果从源头分析,这次疫情防控最大的问题就出在传染病监测网点上。”金春林认为,虽然传染病监测网点的数量足够,但是各级医疗机构特别是基层医生的传染病防治意识不够,基层卫生机构也缺乏开展公共卫生工作的技术性人才。


城乡社区的卫生健康工作的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是一个重要的载体。“应该要有机制的改变。”金春林认为,“首先要明确医共体的健康责任,在于降低发病率。”


推动公立医院科室改革


金春林认为,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感染科在各级医疗机构不受重视的问题,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医疗机构的趋利问题突出。“体现在科室配置上,会倾向于能赚钱的科室。”


目前,我国医院的传染科大多已经更名为感染科,所诊治的疾病也逐渐由单一的传染病扩大到感染性疾病的防治。而且,随着很多常见传染病得到控制,病人减少,传染病房对设备要求又很高,导致感染科的科室建设成本高,收益低。很多医院投入不够,对医院传染科的重视程度也逐渐降低。部分医院甚至不设置传染科,一般传染病的治疗,大多在传染病专科医院。


即使在设有感染科的综合性医院,现阶段的传染病学科,也侧重其临床属性,目的在于治疗已经得病的患者,却忽视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人才和能力建设。


传染病学科想要良性发展,必须纳入公共卫生的元素。“而医院承担的公共卫生服务,要明确由政府来买单。”


金春林强调,公立医院能够得到国家财政的扶持,其根本就在于其公益属性。但是,目前,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资金补偿,并不以科室的公益性强弱为依据。财政资金补偿分为基本补助和专项补助。基本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补助。专项支出是政府对医院的发展投入,主要用于医疗卫生项目、科学技术项目和教育项目补偿。


“专项支出总额限定,所以很难做到需要财政支持的医疗卫生项目,都能一一落实。”金春林认为,理想的财政资金补偿机制应该和科室的公益性强弱挂钩,“而不是按照人头和床位拨款。只有机制改革,在收费标准和财政补助上,采取实际的措施,医院的钱才能真正向感染科这样具有公益性的科室倾斜。”


以疫情为契机,明确医共体建设方向


疫情发生后,基层承担了大量工作,以一个县域医共体的具体防控工作为例——基层医疗机构不承担定点诊疗的工作,但是需要承担大量的排查、随访的工作,预检分诊是重中之重。三级综合性医院则定点开设发热门诊,建立机制,畅通转诊通道。

这次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暴露出来的我国医疗卫生体系“重治疗、轻预防”“防治割裂”的问题,能否给紧密型医共体的建设指明方向?


金春林认为,紧密性医共体的建设初衷和“医卫联合,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体系改革目标其实不谋而合。但近年来,医共体建设在机制改革上,并没有实质层面的突破。一些医共体的建设变成了综合性的医院扩大规模跑马圈地的一种方式。


而这次武汉疫情暴露出来的问题,对于加速紧密型医共体的建设,既是挑战也是一个契机。


机制的改革是重中之重,金春林认为,“首先要明确医共体的健康责任,不是跑马圈地,建设垄断性的医疗集团,而是将区域内的医疗卫生健康服务整合成一个共同体。”


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建设为例,在金春林看来,真正的县域“医共体”,是综合性的三级医院和社区卫生中心、乡镇卫生院以及疾控等部门建立“联通机制”,协作的共同体。并且这个共同体,必须“以预防为主,以降低发病率为工作目标。”


这就要求医共体以居民健康结果作为考核指标。但实际上,无论是医共体还是各级医疗机构,“健康优先”的考核评价导向并未凸显。据复旦大学的一项研究计算,健康导向程度仅为适宜标准的33.1%。公众健康结果指标并未作为政府和各部门绩效评估的重要依据,健康战略的可考核程度仅为适宜标准的12.1%。


“在目前的考评体系下,预防疾病不受重视,根本原因在于其产生的效益很难评估。”金春林解释,公共卫生工作,像“防止传染病反弹和阻断新发传染病暴发”这一重要成效难以被量化评估,造成了社会对预防疾病的重要性的感知度和认同感不强。


总而言之,无论是强调“联”还是“防”,机制的改革都是根本。“可以预想,疫情后,公立医院感染科室等具有公益性的科室将迎来发展机遇,医共体强调‘健康共同体’的建设方向也将更加明确。”金春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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