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1981年，年轻的李包罗35岁，刚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软件工程专业毕业。

当时，计算机是一个新兴领域，方兴未艾，人才异常紧缺，好多单位要建信息中心找上门，有国家体委（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现国家体育总局），有纺织部，还有大学。

思虑再三，李包罗决定选择北京协和医院。

1987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师从我国著名计算机专家慈云桂先生的任连仲，已经53岁了。这位曾参与制造我国第一批投入实际运行的晶体管计算机工作的老将，从国防科大调任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出任计算机室主任。

这次“跳槽”，从专业到行业跨度都很大。“到了三零一，我都不敢说话，当了两年新媳妇。毕竟，搞信息管理不同于计算机系统，必须先熟悉医院业务。”

然而，可能李包罗和任连仲都没想到的是，当初的这一选择，成为他们走上中国医疗信息化拓荒者之路的契机。

上世纪80八九十代，信息科技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革命的浪潮。1992年，美国发布“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引发国际信息化基础建设的大浪潮。

科技的发展最终在于解决现存问题，医疗信息化的发展也期望通过电脑、通信、自动化等信息技术，突破传统医疗模式的限制，提升医疗服务的质量与效率。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便开始了医院信息系统（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s,HIS）的研究。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HIS也进入大发展时期。美、日、欧等各国的很多大医院，特别是大学医院及医学中心纷纷开发HIS，为医药信息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HIS产业就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

三十多年前，欧美国家早已成功将计算机应用带入医疗卫生领域，但即使像协和医院这样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医院，却连一台计算机也没有，可说是“一片荒芜”。

李包罗到北京协和医院之后，进入计算机室，随后在他的努力下，协和医院建立了信息中心。而天命之年大转行的任连仲，则继续在301医院抓紧熟悉各种语言，还自己编程。

这时，一个同事跟他聊天：“40岁人干40岁人的事，50岁人干50岁人的事。”这句话让他恍然大悟。“室主任的重点不应该跟年轻人比编程能力，应该重点做好两件事：第一，组建精英团队；第二，争取有价值的课题。”

凭借多年在计算机教育科研领域的人脉优势，任连仲很快从清华、国防科大招收了多名新生力量。国防科大来的第一名学生，就是薛万国。

接着是做课题。之前，计算机室也有课题，主要是跟大学合作，系统多由合作方给出，而实际测试时很多地方不适用，需做大量修改。任连仲认识到，“可以跟外部合作，但必须自己主导。”

任连仲用了“很不容易”四字来形容争取这项任务的过程。他敏感地意识到，总后卫生部对全军卫生信息系统的研发思路发生了重大转变，即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发一套强大的医院信息系统。

我国医院信息系统的开发应用工作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展开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外技术的引入，成熟的计算机系统进入了我国医疗行业，少数几家大型医院先后拥有了不同型号的小型机。除了科研教学应用之外，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等少数信息系统成规模地投入日常业务运行，正式拉开医院信息化管理的序幕。

在像李包罗任连仲等一批先锋者的开拓下，到90年代初，我国大多数医疗卫生机构都成立了信息科。

之后的几年间，随着当时Novell网和FoxBase、FoxPro数据库的日益盛行，越来越多有实力的医院进行了信息化建设，信息化覆盖患者入出转和病案、统计、药品、收费核算等领域，部门级的管理系统成为主流，完整的医院信息网络管理系统的实现技术上已经成为可能。

1992年，美国发布“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引发国际信息化基础建设的大浪潮。次年底，我国的重大电子信息工程“三金工程”（金桥、金关、金卡）正式启动。随后，国内各个行业都开始推出各自的“金字工程”。

这期间，李包罗曾赴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作访问学者，亲眼见识了世界范围内医疗卫生信息化日新月异的发展：“美国医院里负责计算机的人员是中国的好几十倍，但基本上不自己做程序，他们的程序系统都是请外面商业公司做的，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像协和这样大的医院，要想建立一个能够满足医院最终需求的综合医院信息系统，不是靠医院自己的程序员能够完成的。”

各种波涛暗涌正在酝酿，一场信息化的革命浪潮正在中国的医疗体系内翻滚。

1994年5月，一场影响医疗信息化深远的会议，在武汉东湖召开。而时代的洪流，自此开始滚滚向前。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Chinese Medical Information Association，CMIA）成立于1980年，彼时，CMIA的会是唯一的有关卫生信息化的全国规模的会议，由国家卫生部、解放军总后卫生部和中医药管理局轮流组织，1994年轮到卫生部组织会议。

于是，他们把地址选在了风景秀丽的武汉东湖。

此前，1986年，为了将医院信息化事业提升高度来推动，国家卫生部专门成立了计算机领导小组，由卫生部分管副部长担任组长（2000年卫生部将信息化领导工作统一归“信息化领导小组”领导，由部长人组长，副部长任副组长）。

当时，卫生部计算机领导小组下设有办公室，挂靠在卫生统计中心，还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李包罗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

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答应参加CMIA这次在武汉的大会，筹备的工作落到统计中心和计算机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头上。为陈敏章部长写一篇主旨报告的任务落到李包罗头上。

陈敏章，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是我国知名的消化内科专家，也是国内临床胃窥镜技术应用的开拓者。李包罗当北京协和医院计算机室的主任，他当医院的院长。

那时，李包罗就曾建议从法国引进一套计算机系统在北京协和医院搞医院计算机化管理。

在CMIA武汉大会上，时任卫生部陈敏章部长指出：“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一家国家级的大型综合性医院真正实现了完整的医院管理信息系统”。

这结论，是破天荒的。

当时全国医院信息化的现状是：单机版的微机大行其道，发展快的医院建立了十几台微机联网的3+网。但是，这些医院的软件都不是为企业级应用开发的，所以叫个人数据管理系统，本质上是一个数据文件管理系统，有一些企业级数据库必备的功能，如住院病人费用管理、职工工资管理、奖金计算、药库管理、病案首页管理等。

但这些系统都是相对孤立的，局限在医院内部某个部门级、某个局部的业务，没有整合为服务于一个整体医院的数据库系统。我们称其为部门级的微机局域网应用阶段。这样的系统遍地开花，但已经不能满足医院管理的进一步需要。

于是，就有陈敏章部长前述那份番讲话。

武汉会议对全国医疗行业产生了极大触动。而且，由于这次会议同时有电子工业部、卫生部和解放军总后卫生部的共同参与，医院信息化首次成为一个“官方认可”和推动的行业。

这次会议的催生下，地方和军队迅速掀起了全院级信息系统建设的高潮，、我国自主的、完整的、一体化的医院信息系统开始破茧而出。

“从30年中国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武汉会议是一个老阶段的结束，自然也就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后来被人尊称为“中国信息化第一人”的李包罗，曾这样说。

 贰

在“八五计划（1991—1995年）”开始两年之后，1993年“医院综合信息系统研究”由于其面向解决民生问题的特性，被时任国务院总理亲自补充进课题计划，并获政府拨款100万，项目的主要承担单位就是卫生部医政司医院管理研究所，领头的是卫生部医政司司长迟宝兰，操作的是处长裴东红。

然而，由于政府的拨款分3年划拨，每年不过三十多万，对于开发新一代的完整信息系统，这点钱，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为了补充资金和技术的缺口，他们把盯住了那时纷纷涌入中国，急于开拓市场寻找合作项目的外国企业。

随后几经周折，在中科院软件所的牵线下，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和美国计算机设备技术公司——Wyse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双方于1994年8月合资成立了“北京众邦慧智合资公司”（后来的北大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大医信的前身）。

众邦慧智是国内第一个专业开发、销售、服务医院信息系统的公司。借助众邦慧智公司的组织平台，汇集了各方人才、技术和资金。

值得一提的是，Wyse虽然是世界知名的美国公司，但真正的老板实际上是台湾的中信财团。

中信财团，也就是人称“台湾第一豪门”的鹿港辜家。

辜家历经日本殖民时期、国民党执政及政党轮替而百年兴旺，特别是上世纪下半叶，第二代辜振甫、第三代辜濂松叔侄二人的整合重组下，事业版图进一步发扬光大。

20世纪60年代，辜振甫把握时机，在一批台湾上市公司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华证券投资公司”，后改组成“中国信托投资公司”。

此后，辜家产业的扩张便以“中国信托”为核心，逐渐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家族企业集团。1991年，更名为“和信企业团”，旗下产业涉及金融、保险、证券投资、租赁、房地产等众多领域，资产规模一度超过350亿美元，在台湾家族企业中成为其中的翘楚。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在一身兼系众邦慧智的总工程师、“医院综合信息系统研究”课题担纲者角色的李包罗的带领下，北京众邦开发了“中国医院信息系统CHIS”，于1995年问世，在北大人民医院正式上线。

就在CHIS成功的同时，卫生部于1995年以部发文件的形式明确计划建设“金卫工程”，即是医疗卫生信息化产业工程。

巧合的是，当时军队也正在开发医院信息系统，为了扩大系统的影响力，便于推广，他们于是希望把自己的系统纳入“金卫工程”，于是向国家“金字工程办公室”申报，并很快获批。

这就是后来的“军字号”工程。

按照军队的计划，工程分三部分，“军字一号”是医院信息管理系统，相当于现在的HIS；“军字二号”是远程医疗系统；“军字三号”是总后卫生部军、区两级数据库和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1995年9月，“军字一号”工程正式立项。

消息传来，身在301医院的任连仲坐不住了。

“当时，我就想争取这个任务。要争取这个任务。”于是，他布置任务，针对医院信息化的热点难点，分头准备。然后，跟后来的解放军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傅征打电话，请他来参加室里的沙龙，傅征爽快地答应了。

那天晚上，任连仲从食堂给每人要了两个包子，一碗汤。大家围绕医院信息系统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展开讨论。傅征认真地听，听完以后，做了一个发言。会后，立即把这个发言整理成文上报。

不久，傅征最终把“军字一号”的研发任务定点在301医院。

1995年9月30日，总后卫生部、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和惠普公司（中国）签订协议，共同开发医院管理信息系统。这是基于军队医院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初成功推广单机版信息系统的经验之上，总后卫生部在“网络版”方向走出的重要一步。

为了尽快完成系统建设，“军字一号”集结了当时全军最优秀的医疗信息化开发人员。由时任总后卫生部副部长的傅征亲自挂帅，担任“军字一号”的总指挥，任连仲、刘海一、薛万国是主要研发负责人，宁义、蒲卫是整体推动者。

“军字一号”系统主要以患者信息为中心，按照卫生经济、医疗物资、临床三条线展开。卫生经济包括门诊收费、住院收费以及成本核算，医疗物资包括药品、医疗仪器、医疗器械、消耗物品等，覆盖了医院主要管理职能和患者在医院就诊的各主要环节，是医院的管理思想、医院各部门的业务经验以及当时最新计算机技术的充分融合。

当时，除了北京的301医院，南京军区第98医院信息科在时任科主任韩雄的带领下，也是在DOS操作环境下研发出网络版中小医院信息管理系统。

该系统把医院机关和临床、医技科室连成一体，可对医院的患者、药品、医疗设备、人事、医疗收费、医疗成本、医疗质量进行实时动态管理。这也是后来“军字一号”普及版的前身。

当时设计者认为，小型医院的运行模式可能和大型医院有所不同，担心系统太复杂不适合前者使用，因此提出开发“军字一号”初级版。

“军字一号”1996年6月研发，1997年开始在部分试点医院上线。

同年3月，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为第一实施现场的“医院综合信息系统研究项目”，通过了电子部组织、卫生部科技司主持的鉴定。作为“八五”计划的成果之一，时任卫生部陈敏章部长亲自为系统题字命名为“中国医院信息系统”（CHIS）

6月16日，总后卫生部在丰台总后药品检验所组织了“军字一号”试点医院培训班，对军内各大单位推荐的17家医院做了系统安装操作培训。此后，“军字一号”逐步在全军扩大试点。

在两大一体化医院管理信息系统（HIT）开发完成的基础上，卫生部趁热打铁，在1997年年底的在全国卫生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提出《卫生系统信息化建设“九五”规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其中，对医院信息化建设提出具体量化目标：至2000年，50%以上省级医院实现医院信息化管理，30%以上中心城市医院实现医院信息化管理，10%县级医院实现医院信息化管理；卫生系统45岁以下中青年干部85%以上接受过计算机技术培训，并具备操作能力。

这是卫生部第一次针对医疗信息化发出的纲要文件。

1994年之后九年，对于中国医疗行业来说，是一个关键的拐点。

前期的种种技术应用尝试在这个阶段沉淀为精细复杂的软件产品，原先分散的技术能力在政策和资金的推动下汇集为浩浩荡荡的产业洪流。在这个从0到1的变化中，中国医疗信息化走过了一条非常有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道路。

至今，这个阶段中产生的成果仍然在影响着整个行业的格局。

 叁

2003年，非典（SARS）肆虐神州。

当时在《计算机世界》报工作的朱小兵，从原来负责的网络通信版，调任成立不久的应用与方案版副主编，也由此将采访报道的重心从“非常酷炫”的互联网、通信领域，转向“灰头土脸”的行业信息化。

彼时，非典袭来，疫情最高峰时，官方通报的感染人数不断上升，到处弥漫着一片恐慌情绪。很多单位不得不让员工回家办公，有的干脆放假。这时，政府希望尽可能让疫情的进展透明化。为了消除公众疑虑，当时的卫生部每天要向全国公众通报新感染病例数、死亡病例数、疑似病例数等。

然而，朱小兵逐步了解到，这些数据的收集、统计，在当时，十分困难。

尤其是，全国各医院的系统本身都没有跟疾控部门或卫生统计部门联网，另一方面，疾控系统本身也缺乏广为覆盖的实时数据上报系统。

后来据相关统计专家说，当时，为了统计数据，甚至采取了短信报送的方式。

随后，为了迎战非典，北京紧急建设小汤山医院，专门集中收治非典病人。灾难面前，人民军队总是冲在最前。从全军抽调的医护人员迅疾进驻小汤山医院开展救护工作。小汤山医院，一时也成为全国抗击非典的最前线，堪称战地医院。

当时，总后卫生部组织军队人员在天健科技公司的配合下，快速进行医院信息系统的建设设计，采取超常规的方式进行施工，运用远程与现场相结合的技术维护方式，强化应用管理的规章制度，在72小时内完成了HIS系统建设。

72小时，是部署小汤山非典医院HIS系统的全部用时，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由于从全军抽调的各医院人员均已在自己的医院接受过培训并使用过信息系统，因此在小汤山医院现场均能免培训上岗应用。HIS系统生成并保存了680多份非典患者电子病历，提高了诊疗效率和质量，在实现“医务人员零感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军字一号”在小汤山医院的应用，完成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成为我国应急突发事件中卫生信息化的典型应用案例。

就在小汤山医院迅速建成投入使用后不久的5月，《计算机世界》报采访了亲身率领团队建设小汤山医院“军字一号”HIS的团队。

很快，报社的记者写出了一期很精彩的独家报道《小汤山战地医院：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生动记录了在小汤山医院抢建过程中，信息系统的艰难而紧张的配套抢建故事，反映了信息化在此次事件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从那时起，朱小兵开始意识到，医疗信息化建设的严重滞后、信息孤岛及卫生管理体制对于信息化建设的严峻挑战。在应对非典疫情这样空前的灾难面前，脆弱的信息基础设施，无疑对卫生系统的应急反应能力是雪上加霜。

非典疫情中，由于数据信息交流不畅，使得中国疫情信息受到质疑和指责，促使高层领导意识到医疗卫生信息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随后，政府出台诸多鼓励政策，并建立了多个国家级项目，从而形成了国内第二次医疗行业信息化建设高潮期。

在2009年的新医改中，更是将卫生信息化建设写入中央文件中，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形象地将新医改精神比作“一顶、四梁、八柱”的框架，HIT为其中一根支柱，这将医疗信息化的地位和重视程度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

其中，中央政府及时做出了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建成全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决定。

而这当中，建立新的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以及时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演变规律，满足对暴发疫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早期监测与预警，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新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网络，共由国家—省—地市—县—镇的五级网络组成。

这就要求在国家、省及地市级的CDC 建立起局域网、从县级到乡镇级建立起计算机工作站进行疾病的报告与管理。在区域一级则通过建设区域信息共享体系实现区域内各级各类用户对区域内信息的共享。对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则采用了所谓的“个案、实时、在线”的原则。这就要求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的报告系统按月报告以县为单位的汇总数据的方式。

这首先，是疾病预防控制观念上的巨大变革。

根据上述设想，该系统于2003年下半年开始设计，到2004年1月1日正式运行。

到2016年，全国96％以上的县及县级以上医院、66％的乡镇卫生院已经能够通过本系统上报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3000多所各级CDC和卫生局都能够根据授权通过系统得到数据，了解本地及邻近地区传染病的发生情况，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

该系统正式运行以来，每天大约有15000法定传染病例上报中国CDC的数据中心。

除了在2004年初最早运行的法定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监测信息系统，此后，我国还成功建设并运行了其它十数个专病报告监测系统，如麻疹监测系统，结核病监测报告管理系统、HIV/AIDS监测管理系统等。这些系统还实现了与法定传染病疫情直报系统之间的联系。

 肆

对于中国医疗而言，2009年注定是被载入史册的一年。

当时，中国的医疗信息化建设已经走过了20年之久，但是长期以来，信息化在医疗机构中并没有得到足够地重视。

200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医院总量为3万家，包括1200家三甲医院在内，实现门诊医生站、住院医生站数字化的不足20%。

加快医疗信息化步伐，已经是当务之急。

为此，2009年的新医改方案，首次将信息系统与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体系以及医疗管理机制、运行机制、投入机制、价格形成机制、监管机制、科技和人才保障、法律制度并列，被称之为"新医改的四梁八柱"。

信息化作为其中一大支柱，史无前例地占有一专门章节。这是医疗卫生信息化技术领域迎来的历史性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是主要突破点在哪里？

对此，2009年3月下发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建立实用共享的医药卫生信息系统，并着重强调以医院管理和电子病历为重点建设医院信息化，并围绕医疗服务的各个方面提出改革要求。 

第二年，国家卫生部进一步提出，要建立国家、省、地市（区域）三级卫生信息平台，完善五大业务应用系统， 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两个基础数据库，健全覆盖全行业的卫生信息专网等工作要求。

十年后回头看，新医改的主要成就，也集中在三大要点；居民健康信息档案（电子病历）、医疗信息共享平台和建立了国家、省和地市三级数据平台。

截至2015年底，全国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达到76.4%，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逐步向居民个人公开电子健康档案。目前，卫生部已出台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等数据元标准、EHR相关数十类基本数据集标准和基于EHR的区域信息平台建设方案，还有各种分类编码标准、系统功能规范等。

在信息化标准化基础上，目前，已初步建立国家电子病历的基本架构与数据标准，有了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化的居民健康档案，其中包括统一的内容，和标准化的信息及数据。而在国家、省和地市"三级平台"，也已初步成型。

2015年3月，互联网+”行动计划提出，此后，各大互联网巨头的涌入医疗信息化行业。

同年12月7日，乌镇互联网医院宣布正式上线，10日开出了第一张互联网处方。

其中，百度与国家药监局、北京市政府、301医院、好大夫在线等合作，借其强大的搜索引擎技术和云计算平台布局互联网医疗领域。而腾讯，则投资了丁香园、挂号网、卓健科技，连续布局互联网医疗领域内多家重要公司，同时，借助微信的广泛应用，力推微信版本的智慧医院。

阿里巴巴亦不甘示弱，借道中信21世纪进军互联网医疗领域，2014年更名为阿里健康，同时，提出“未来医院”计划，借助支付宝的广泛应用，推出基于移动平台的挂号、诊间缴费、查收报告、科室导航、服务评价等医疗系统。

到2014年底，全国已有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25个省市37家医院加入，累计为超过30万个患者提供了服务。

 伍

纵观40年的发展史，中国医疗信息化相较于发达国家，起步较晚，但随着国家对医疗信息化建设的大力推进，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正在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但同时，还存在这诸多不足，许多问题在此次新冠疫情中，更加暴露出来。

工信部的研究表明，从目前发展来看， 医疗信息化建设，第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缺乏一个公认的标准。

从本文的回顾可以看出，由于历史和发展的原因，各个医疗机构，不同的医疗体系，在40年的信息化实践中，都是结合自身的实际需求，摸着石头过河，边用边自行开发。

这就导致各医疗机构之间，没有统一标准和接口，使用混乱，从而形成“信息孤岛”，使得双向转诊、检查结果互认等方面没有得真正的有效落实，造成医疗资源的严重浪费。这不仅导致了就医费用逐年上升，同时也限制了区域医疗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

这其中，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失衡。

尤其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信息化水平，仍然相当落后，这直接导致了医疗数据采集的困难和低效。

《2018-2019年度中国医院信息化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在推进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三级医院和三级以下医院遇到的最主要的障碍均为缺乏充分的信息化资金支持。

其中，三级以下医院缺乏信息化资金支持的情况高于三级医院，同时，人力资源不足也高于三级医院。

目前，全国省级医院、市级医院、县级医院及乡镇卫生院（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有39.3万多家，村级卫生室约65万家。这些基层各医疗卫生机构，相互之间难有各自信息系统，除县级及以上医院有较完善内部信息系统外，县级以下并不完善，普遍存在着应用信息软件不统一、平台小、系统孤立、没有互相连接、内容单一、安全防护级别低等问题。

特别是村级卫生室因无信息系统而未接入乡村一体化统一管理，导致重复就诊、重复检查现象普遍，分级诊疗难以落实，居民公共卫生健康档案利用率低等，造成医疗信息资源浪费。

这不仅给患者就诊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医疗费用的，也加重了医疗机构负担，增加了社会经济总成本。

其二，是包括健康档案、医疗信息管理、检验检查系统、影像诊断系统、预约挂号系统、远程医疗系统等在内的医疗信息系统，没有有效接入统一的医疗卫生信息平台，各省、地市医疗机构也没有实现医疗健康大数据的共享应用， 覆盖全面、打通所有医疗环节的信息平台，远远没有建成。

其三、目前卫生系统和应急系统，已经拥有多条网络信息直报系统，如前文提到的中国疾控中心的传染病直报系统，全国应急指挥系统等，均有相当完备的信息传送、处理和分析能力，但各个系统之间，缺乏互联共享，资源配置相互重复。

因此，加快全国统一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步伐，实现全国省市县乡（镇）村级医疗卫生信息化的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对深化医改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资料：

《中国医院信息化30年》，中国医院协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中国数字医学》杂志社编写组，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超越医疗:HIT的拓荒-军字一号点滴回望，任连仲，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当前医疗信息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王晓丹，工信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医学信息学》杂志，2011

《关于加快全国统一医疗卫生信息化平台建设步伐的建议》，俞传增，中国乡村医药，2018

《当前医疗信息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乔磊，百科论坛电子杂志，2018

《2018-2019 年度中国医院信息化状况调查报告》，中国医院协会信息专业委员会，201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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